《斯为盛学报》
《斯为盛学报》
《斯为盛学报》（Journal of Swillsun）为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电子学报，目前已发行和影响海内外。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PPLG）研究中心主管，著名草根学术NPO斯为盛学社主办。 顾问：严强教授；主编：陈潭；副主编：潘泽泉；主编助理：胡晓。 执行编辑（按音序排列）： 陈彬彬、贺雯、胡晓、刘洁、罗丹丹、罗晓俊、陆云球、倪明胜、武玲婷、熊俊、张涛、张晓亮。 下载地址： 大国治理网：http://www.cpplg.cn； 斯为盛学社网站：http://web.cenet.org.cn/web/chentan。 稿约地址：csupplg@163.co。
文章
《决策》就“地方政绩考核维新”访中南大学教授陈潭
（作者置顶）
徐浩程：《决策》杂志记者（以下简称“徐”）；
陈 潭：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陈”）。
徐：现在各地纷纷在干部考核方面进行创新，其共同的背景或者动力何在？
陈：我已经观察到了最近干部考核和政府考核上的一些变化，已有1／3的省份在政府绩效评估方面开始了先行探索，比如福建、辽宁、广东、甘肃等，也有一些城市在干部考核方面不断地推出“新政”，比如长沙、青岛、南通等。显然，“官员政绩考核”和“政府绩效评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必然趋势。这种“政绩考核维新”是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2006年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的重大举措，是弥补评价机制短缺和纠正原有不科学评价机制的人事行为。我们知道，缺乏考核就缺少监督，就容易为所欲为地增大行政成本，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和社会裂痕的扩张。同时，不科学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方法又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和地方发展方向的迷失，过去那种高涨的“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值得反思和纠正。
徐：如果分析各地的创新举措，他们是否有共同的特点？如果有，有哪些是共同的特点？
陈：在国家一些相关政策出台后，各地政绩考核的内容在不断细化和丰富，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的考核主张和地方特色的实绩分析内容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大多数地方官员考核和政府评价有许多共同点，比如绿色地区生产总值（EDP）评价和民意调查机制在干部考核和政府绩效评估引入，以及“定量＋定性＋民意”评价模式的逐步推广。因此，正在改革中的干部考核制度从考核的内容到方法上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并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在考核的内容上，最大的亮点是，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包括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等方面，甚至还包括资源和环境指标；在考核方法上，则是考虑如何把履行职能职责与解决社会突出问题、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如何把阶段性考核和年终考核结合起来等等。
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共同点？
陈：这些共同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也是纠正过去不正确的政绩评价做法的必然产物。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要求，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实绩分析包括上级统计部门综合提供的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等方面统计数据和评价意见。同时，“根据民意调查的群众满意度，分析当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状况与成效”也明确地写入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因此，“领导说行就行”的经验评价做法逐步让位于科学评价、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社会评价，于是“定量＋定性＋民意”评价模式的登台就自然而然了。
徐：这些措施将从哪些方面影响政府的行为？有何意义？
陈：毫无疑问，干部考核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创新将影响干部服务的价值取向和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这种创新把采取入户调查、发放问卷调查表、政府网站评议等多种方式在社会各阶层干部群众中进行幸福感指数、满意度指数、安全感指数等方面的民意调查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将有力地纠正干部“唯上”的行为惯性，从而改善干群关系和促进社会公正和谐。同时，这种创新把可持续发展水平、勤政廉政、经济增长率、恩格尔系数、社会保障覆盖率、环境质量指数、依法行政质量纳入地方治理的指标体系，将改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传统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指标设计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无限充足、生态环境永远良好的假设上，没有考虑环境破坏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而绿色地区生产总值（EDP）的指标设计则加入了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等因素。显然，正确的政绩观需要科学的发展观作指导，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和民主的行动逻辑。
徐：这些举措现在还面临着哪些困境？如果要进一步完善，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完善？
陈：目前在政绩考核中还存在着“自己评价自己”、评价系统内部主体众多、评价形式化、评价不规范、评价制度不够完善等现象，因而导致了考核和评估困境。各层级各部门都设计了不同的评估体系，“一票否决”的结果到最后什么都否决不了了。那种“审批少了，评估多了”的官场症结反而增加了寻租想象，因此，建立考核主体和考核指标一体化的设计思路是有必要的。我们认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设计要合理、要统一尺度、要常态化、制度化，既要考核绩效结果又要考核管理过程，既要衡量组织的长远目标实现又要考虑突出问题的解决，既要设计稳定性考核指标又要兼顾动态性考核指标。因此，逐步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和学术机构开展“第三方评估”，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相关利害方和普通群众的意见，运用科学的社会调查技术和民意调查方法，根据不同层次、区域的具体情况和不同考察任务的要求以及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建立民意表达和参与考核机制。
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干部考核评价是否有一个变化的历程？如果有，这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是一个经验积累和制度学习的过程。过去，干部是否优秀、政绩是否突出、职务是升是降，考核指标、考核方法、考核结果都是由上级决定。如此考核的结果是增强了官员对上级负责和服从的理念，因而更加“唯上”。实际上，考核干部最权威的考官应该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对干部素质和贡献作出决定性评价的权威者。如今，干部考核和政府绩效评估中科学精神的弘扬、民意元素的添加将改善过去那种“上级说了算”的一锤定音式的评价方式。现在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企业经营水平如何，市场说了算；专业技术水平如何，专家说了算；干部服务水平如何，群众说了算。作为学者，学术水平是由同行专家评价的；作为教师，教学水平是由学生评价的。评价主体的变更、评价内容的纠正和评价方法的调整是改善干部考核和公共服务评价的有效路径。
《斯为盛学报》2008年第5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8年第5期
（总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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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顾 问：严 强（南京大学教授）
学术总监：陈 潭（中南大学教授）
主 编：刘兴云（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副 主 编：胡 晓（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术委员（按音序排列）：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陈秋苹（扬州大学教授）
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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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法（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 孙多勇（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谭云明（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杨光飞（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周可真（苏州大学教授）
执行编辑（按音序排列）：陈彬彬、贺雯、胡晓、李妲、罗晓俊、刘兴云、陆云球、罗丹丹、
于勇、周浩哲、张晓亮
本期执行编辑：胡 晓
让思想运转起来
让学术真正成长
目录
理论新语
何枫、倪明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官僚治理
尹东华：当代中国挂职制度解析
黄怡文：改革基层党内选举制度的实践与思考——以成都市龙泉驿区公推直选为主要研究对象
焦点关注
陈潭、罗新云：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及其政策均衡供给——以湘南B区的教育调查为例
康新贵：剥削与利益分配——对剥削的界定、分析、制约
学者访谈
《决策》就“地方政绩考核维新”访中南大学教授陈潭
《斯为盛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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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盛学报》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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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论
徐湘林：社会转型欲速而不达
学术前沿
刘进、翟学伟：信任与社会和谐: 一个研究理路的展开
张康之、周雪梅：任务型组织的任务、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理论探讨
焦点关注
陈尚伟：社会发展视域中的矛盾与和谐
俞可平：公正与善政
本期书评
张世英：“本质”是一个与人类历史文化俱进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启示
《斯为盛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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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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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术真正成长
目录
专家约稿
顾爱华：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
初级表达（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政治学系07届研究生政治学理论专题习作）
张晓亮：环境悲剧的源头追溯
董丽：激进的多元主义民主观——解读《政治的回归》
黄波：跨国公司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政治的终结》读后感
李兴锋：国家紧急动员的效率性――读《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有感
廖芳：象征：精英统治手段之一——读哈罗德·D·拉斯韦尔的《政治学》
童哲：浅谈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关系思想——读《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王春玺：寻找政治---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
徐爱华：《乌托邦》之我见
张道平：浅评《政府论》——读洛克《政府论》后有感
张霞：浅析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读《君主论》后感
朱永：革命的悲剧？——读《革命与世界政治》
《斯为盛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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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贺雪峰：川西平原的婚姻与家庭关系
叶南客、陈如、饶红等：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
陈潭、陆云球：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与村庄宗教传输镜像
理论探讨
吕芳：村民自治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彭定光：论公共管理中不道德手段的生成与控制
焦点关注
刘勤：关于村落社会纠纷调解研究的研究
谢良兵：人口迁徙镜像中的“浙江村”
本期书评
张康之：合作社会理论的构想——评罗尔斯的社会合作体系
《斯为盛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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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解读
刘祖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
夏永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
现实场域
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
王春光：对中国县乡行政机构改革的现实分析——以西部D县为研究个案
贺东航：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方法转向
肖唐镖、陈洪生：政治学研究呼唤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对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经验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和反思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
书评
井世洁：乡土中国社会生态中的合作社组织 ——从《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谈起
2008年《斯为盛学报》将会在保持原刊栏目设置的基础上开辟新的专栏，敬请期待！！
邮箱： qqnms@163.com(倪明胜)
“砥砺学术 创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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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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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林尚立：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 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
许秋起、刘春梅：权力关系的网络组织：企业性质的再解读——种基于演进论的视角
陈潭、倪明胜：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
理论探讨
丁志国：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朱方长 王奎武：发展农村民间科技服务组织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焦点关注
卢正刚 , 赵定涛 , 杨 敏：合肥市出租车市场管制效应及其成因解析———基于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理论的一个解释途径
本期书评
张康之：探索公共行政的民主化——读《后现代公共行政: 话语指向》
熊易寒：市场“脱嵌”与环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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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朱德米：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
朱全涛 吴欣望：整体博弈:一种关于体制变迁的新理论
理论探讨
潘泽泉：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间题为例
石凯 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
李文钊：公共组织决策理论:起源、模型与发展趋势
研究综述
向钢华 王永县：当代西方基于博弈论方法的威慑理论综述
何东霞 何一鸣：文化与制度耦合:一个文献综述
书评
孙飞宇：对苦难的社会学解读: 开始,而不是终结—— 读埃恩·威尔金森《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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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学术前沿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杨国勇 汪雷：公共经济学视角下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入机制研究
理论探讨
郁建兴 周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徐湘林：政治特性、效率误区与发展空间
——非政府组织的现实主义理性审视
研究方法
马
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
朱亚鹏：公共政策研究的政策网络分析视角
思想随笔
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
曹瑞涛：“帝国体系”，“黑砖窑事件”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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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盛学社主办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顾问：严 强（南京大学教授）
主编：陈 潭（中南大学教授）
副主编：潘泽泉（中南大学副教授）
学术委员（按音序排列）：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陈秋苹（扬州大学教授）
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孔繁斌（南京大学教授） 孔善广（PPLG兼职研究员）
龙兴海（湖南商学院教授） 苏向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宋迎法（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 孙多勇（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谭云明（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杨光飞（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周可真（苏州大学教授）
主编助理：倪明胜
执行编辑（按音序排列）：陆云球 倪明胜 武玲婷 张涛 张晓亮
本期执行编辑：武玲婷
目录
学术前沿
严 强：社会转型历程与政策范式演变
胡 荣：农村基层政权退化与农民
理论探讨
陈振明、贺 珍：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景 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
聂家昕、孙翠玉：实质主义视野中的“消费社会”与民族—国家
——关于消费社会理论的反思
研究方法
韩 毅：经验归纳方法、历史主义传统与制度经济史研究
苏世伟、程南洋：社会调查研究中的统计方法——成就与展望
案例分析
陶 庆 ：社会和谐治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
——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
——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思想随笔
贺雪峰: 乡村治理一百年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8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8期
（总第8期）
斯为盛学社主办
主管单位：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
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斯为盛学报》顾问：严 强（南京大学）
《斯为盛学报》主编：陈 潭（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副主编：潘泽泉（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报》学术委员（按音序排列）：
|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 |
高一飞（湘潭大学） |
孔善广（广东民间学者） |
|
龙兴海（湖南商学院） |
刘小年（东莞理工学院） |
苏向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
宋迎法（中国矿业大学） |
孙多勇（国防科技大学） |
谭云明（中央财经大学） |
|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 |
王 清（北京大学） |
颜佳华（湘潭大学） |
|
尹冬华（中国人民大学） |
杨光飞（南京师范大学） |
周可真（苏州大学） |
《斯为盛学报》主编助理：倪明胜
《斯为盛学报》执行编辑（音序排列）：
陆云球 倪明胜 武玲婷 张 涛 张晓亮
本期执行编辑：张 涛
下载：http://web.cenet.org.cn/web/chentan。
砥励学术，创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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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斯为盛学报》、《斯为盛评论》为草根学术NPO斯为盛学社主办、斯为盛学堂协办、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管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电子期刊，系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精心打造的精品学习和学术练兵平台。
“斯为盛”（swillsun）源于岳麓书院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意在浸染湖湘、砥励学术、经世致用、创新生命、复兴中华。湘江边上，岳麓山下，桔子洲头，屏声呼吸新鲜的空气，徜徉着历史的时空，斯为盛学社成员沿着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等湖湘先贤的学术足迹前行，力图重拾时务学堂、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之遗墨，认认真真学问，扎扎实实为人，并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学术乃生活的思想操练。当商人用货币、官员用权力主导世俗的时候，学者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学术需要正直、勤奋和才情。学术是高贵的，但它并不妨碍自身的改良；学术是世俗的，但它并不远离真理。学而有术，学而为术，学而为述，经世致用。我们悄然发现，文化消费市场中学术的介入是供求关系和市场逻辑的应然，学术与媒体的嫁接将不断地促推知识消费的平民化和公共化。
在这个已经显明的知识市场里，知识需求者和知识供给者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市场两极。满足消费者的知识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知识供给者的主要而又必然的任务。如今，报纸、电视等媒介不断地取悦着阅听人而逐渐地走向杂志化、评论化，因特网技术也不断地促推着知识共产主义的勃兴，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知识分子充分活动和表述的舞台，让知识走向公共化越来越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逻辑断裂。这种逻辑断裂正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关怀公共领域的有识之士和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所不情愿面对的。到今天，惟有两条才是学者的真正的使命和任务：一曰思考；二曰批判。只有入理的思考，才能展现学术的逻辑和知识的力量；只有理性的批判，才能彰显社会的危机和学者的责任。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在一个公共文化欠缺和公民社会不成熟的国度里，知识人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失语与缺席是无助于社会发展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社会不负道义责任的犬儒主义行为。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助于学术。在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里，知识人的学术魅力以及饱含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让思想运转起来吧！让学术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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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学术前沿
追求卓越：引入、发展和维持最佳的公共服务——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2006年年会学术研讨综述
理论探讨
姜作培：新农村建设规划的辩证思考
吕振臣，周建亮：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方向判断与政策分析
案例分析
陈立旭：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时红秀，张 青：昆山的三种农民合作社——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案例研究
焦点访谈
张兵生：政府绿色管理：基本依据、构建路径和战略着力点
翟年祥，项光勤：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问题及其对策探析
中国观察
朱丽颖：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功能缺失及对策
唐任伍，李水金：中国农民话语权实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王立胜，田克勤：农村社会基础再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7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7期
（总第7期）
斯为盛学社主办
主管单位：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
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斯为盛学报》顾问：严 强（南京大学）
《斯为盛学报》主编：陈 潭（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副主编：潘泽泉（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报》学术委员（按音序排列）：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 | 高一飞（湘潭大学） | 孔善广（广东民间学者） |
龙兴海（湖南商学院） | 刘小年（东莞理工学院） | 苏向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宋迎法（中国矿业大学） | 孙多勇（国防科技大学） | 谭云明（中央财经大学） |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 | 王 清（北京大学） | 颜佳华（湘潭大学） |
尹冬华（中国人民大学） | 杨光飞（南京师范大学） | 周可真（苏州大学） |
《斯为盛学报》主编助理：倪明胜
《斯为盛学报》执行编辑（按音序排列）：
陆云球 倪明胜 武玲婷 张 涛 张晓亮
本期执行编辑：倪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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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励学术，创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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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斯为盛学报》、《斯为盛评论》为草根学术NPO斯为盛学社主办、斯为盛学堂协办、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管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电子期刊，系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精心打造的精品学习和学术练兵平台。
“斯为盛”（swillsun）源于岳麓书院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意在浸染湖湘、砥励学术、经世致用、创新生命、复兴中华。湘江边上，岳麓山下，桔子洲头，屏声呼吸新鲜的空气，徜徉着历史的时空，斯为盛学社成员沿着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等湖湘先贤的学术足迹前行，力图重拾时务学堂、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之遗墨，认认真真学问，扎扎实实为人，并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学术乃生活的思想操练。当商人用货币、官员用权力主导世俗的时候，学者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学术需要正直、勤奋和才情。学术是高贵的，但它并不妨碍自身的改良；学术是世俗的，但它并不远离真理。学而有术，学而为术，学而为述，经世致用。我们悄然发现，文化消费市场中学术的介入是供求关系和市场逻辑的应然，学术与媒体的嫁接将不断地促推知识消费的平民化和公共化。
在这个已经显明的知识市场里，知识需求者和知识供给者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市场两极。满足消费者的知识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知识供给者的主要而又必然的任务。如今，报纸、电视等媒介不断地取悦着阅听人而逐渐地走向杂志化、评论化，因特网技术也不断地促推着知识共产主义的勃兴，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知识分子充分活动和表述的舞台，让知识走向公共化越来越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逻辑断裂。这种逻辑断裂正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关怀公共领域的有识之士和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所不情愿面对的。到今天，惟有两条才是学者的真正的使命和任务：一曰思考；二曰批判。只有入理的思考，才能展现学术的逻辑和知识的力量；只有理性的批判，才能彰显社会的危机和学者的责任。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在一个公共文化欠缺和公民社会不成熟的国度里，知识人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失语与缺席是无助于社会发展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社会不负道义责任的犬儒主义行为。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助于学术。在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里，知识人的学术魅力以及饱含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让思想运转起来吧！让学术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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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理论前沿
严 强：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子系统
实证研究
李和中, 裘 铮：公务员能力素质建设的制度选择———以武汉市公务员能力素质建设为例
和谐社会
杨义芹：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利益格局
蒋俊明：构建和谐社会与党务公开
地方治理
课题组：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与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理论探索
倪 星：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
学人新语
贺萍，高娜：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缺失探析
孙 卫，华孙卫华：民主乌托邦:博客传播的逆向思考
学术练兵
倪明胜：城镇廉租房融资模式变革：路径取向与政策选择
新书推荐
陈潭：《单位身份的松动》（南京大学出版社）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6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6期
（总第6期）
斯为盛学社主办
主管单位：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
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斯为盛学报》顾问：严 强（南京大学）
《斯为盛学报》主编：陈 潭（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副主编：潘泽泉（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报》学术委员（按音序排列）：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 | 高一飞（湘潭大学） | 孔善广（广东民间学者） |
龙兴海（湖南商学院） | 刘小年（东莞理工学院） | 苏向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宋迎法（中国矿业大学） | 孙多勇（国防科技大学） | 谭云明（中央财经大学） |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 | 王 清（北京大学） | 颜佳华（湘潭大学） |
尹冬华（中国人民大学） | 杨光飞（南京师范大学） | 周可真（苏州大学） |
斯为盛学报》主编助理：倪明胜
《斯为盛学报》执行编辑（按音序排列）：
陆云球 倪明胜 武玲婷 张 涛 张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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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斯为盛学报》、《斯为盛评论》为草根学术NPO斯为盛学社主办、斯为盛学堂协办、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管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电子期刊，系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精心打造的精品学习和学术练兵平台。
“斯为盛”（swillsun）源于岳麓书院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意在浸染湖湘、砥励学术、经世致用、创新生命、复兴中华。湘江边上，岳麓山下，桔子洲头，屏声呼吸新鲜的空气，徜徉着历史的时空，斯为盛学社成员沿着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等湖湘先贤的学术足迹前行，力图重拾时务学堂、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之遗墨，认认真真学问，扎扎实实为人，并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学术乃生活的思想操练。当商人用货币、官员用权力主导世俗的时候，学者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学术需要正直、勤奋和才情。学术是高贵的，但它并不妨碍自身的改良；学术是世俗的，但它并不远离真理。学而有术，学而为术，学而为述，经世致用。我们悄然发现，文化消费市场中学术的介入是供求关系和市场逻辑的应然，学术与媒体的嫁接将不断地促推知识消费的平民化和公共化。
在这个已经显明的知识市场里，知识需求者和知识供给者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市场两极。满足消费者的知识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知识供给者的主要而又必然的任务。如今，报纸、电视等媒介不断地取悦着阅听人而逐渐地走向杂志化、评论化，因特网技术也不断地促推着知识共产主义的勃兴，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知识分子充分活动和表述的舞台，让知识走向公共化越来越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逻辑断裂。这种逻辑断裂正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关怀公共领域的有识之士和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所不情愿面对的。到今天，惟有两条才是学者的真正的使命和任务：一曰思考；二曰批判。只有入理的思考，才能展现学术的逻辑和知识的力量；只有理性的批判，才能彰显社会的危机和学者的责任。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在一个公共文化欠缺和公民社会不成熟的国度里，知识人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失语与缺席是无助于社会发展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社会不负道义责任的犬儒主义行为。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助于学术。在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里，知识人的学术魅力以及饱含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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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学术前沿
陈先勇：二元结构与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要素的解析
滕世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表达
研究方法
王晓路：对哈里森·怀特市场模型的讨论：解析、探源与改进
理论探讨
周义程：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概念界说
仲崇东：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冲突与挑战
案例分析
陈 潭，张 涛：质疑官民圆桌对话实验
罗新云，张 涛：岳阳污染事件与隐性地方保护主义
焦点访谈
文 翌：公共政策是和谐社会的调节器－—
李鸿谷，吴 琪：交通厅长们的“事故多发期”
中国观察
李伯兴：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建设思考
栾敬东，高思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于相关主体行为的分析
贾 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5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5期
斯为盛学社主办
主管单位：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斯为盛学报》顾问：严 强（南京大学）
《斯为盛学报》主编：
副主编：潘泽泉（中南大学）
《斯为盛学报》学术委员（按音序排列）：
陈文胜（湖南省社科院） 高一飞（湘潭大学） 孔善广（广东民间学者）
龙兴海（湖南商学院） 刘小年（东莞理工学院） 苏向荣（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宋迎法（中国矿业大学） 孙多勇（国防科技大学） 谭云明（中央财经大学） 王建平（华南农业大学） 吴玉岭（南京工业大学） 颜佳华（湘潭大学） 尹冬华（中国人民大学） 杨光飞（南京师范大学） 周可真（苏州大学）
《斯为盛学报》主编助理：倪明胜
《斯为盛学报》执行编辑（按音序排列）：
陆云球 倪明胜 武玲婷 张涛 张晓亮
本期执行编辑：陆云球
学术前沿
汪 波：间隔性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实证检验
黄健荣、叶芬梅：知识公务人:政府官员角色跃迁的新愿景
研究方法
[美]阿伦德·利普哈特：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案例战略
理论探讨
吕普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詹中原：公共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公共性研究
案例分析
陆云球：暂居政治的去符号化
思想随笔
熊培云：吃吃喝喝的民主
陈 潭：寻求中国改革的政治动力学
中国观察
林 卡、高 红：中国经济适用房制度发展动力和制度背景分析
王俊华：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研究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4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4期
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主办
斯为盛学术成长小组承办
主编：陈潭
主编助理：倪明胜
本期编辑：张晓亮
编委会成员（按音序排列）：陈文胜、陈宇波、李斌、刘祖华、陆云球、罗新云、梅光林、倪明胜、潘泽泉、王怀玉、吴舟、武玲婷、张靖、张涛、张晓亮、张和生、曾世逸
目录
学术前沿
郁建兴、黄红华：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研究：问题与方法
研究方法
刘亚平：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方法论径路
理论探讨
严强：公共政策知识场域论略
彭国甫 李 春：我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理论预设及其重构
实证观察
徐 勇：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思想随笔
陈 潭 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及其经验
MPA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园地
陈振明：MPA专业学位教育与新型公共管理者培养
学术练兵
杨晓惠 张晓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后的医疗现状浅探
王松磊，王坚 农民工维权方式及维权现状分析 ——基于武汉市农民工思想状况的调查
特别鸣谢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麓谷MT生物技术公司
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公司
《中国乡村发现》
《三湘都市报》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3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3期
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主办
斯为盛学术成长小组承办
主 编：陈 潭
主编助理：倪明胜
责任编辑：武玲婷
编委会成员：陈文胜、陈宇波、李斌、刘祖华、陆云球、罗新云、梅光林、倪明胜、潘泽泉、王怀玉、吴舟、武玲婷、张靖、张涛、张晓亮、张和生、曾世逸
目录
学术前沿
李雪萍 :多主体供给社区公共产品
路径选择
闫东: 规避风险 :政党执政的策略分析
李建华、牛磊 :行政检举：走向一种新的行政忠诚 ——对行政伦理学效忠困境的解读
为师论道
周可真 :我们需要合乎人的自由本性的民主与科学
毛寿龙 :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
实证观察
于建嵘 :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抗争的考察
思想随笔
陈 潭 :权力与女人的简易镜像
学术练兵
武玲婷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艾滋政治
特别鸣谢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麓谷MT生物技术公司
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公司
《中国乡村发现》
《三湘都市报》评论版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2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2期
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主办
斯为盛学术成长小组承办
主编：陈潭
责任编辑：倪明胜
编委会成员： 陈文胜、陈宇波、李斌、刘祖华、陆云球、罗新云、
梅光林、倪明胜、潘泽泉、王怀玉、吴舟、武玲婷、
张靖、张涛、张晓亮、张和生、曾世逸
目录
学术前沿
王绍光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研究方法
朱亚鹏 公共政策研究的政策网络分析视角
理论探讨
张成福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
林尚立 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
学术练兵
倪明胜 寻找政治与行政趋同协调的内核—阅读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札记
思想随笔
陈潭 科学的发展观与三农问题思辨
政道若水：为什么高高在上的应该是民众？
旁观中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韩国如何解决低收人家庭住房问题
特别鸣谢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麓谷MT生物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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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发现》
《三湘都市报》评论版
《斯为盛学报》2007年第1期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2007年第1期
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主办
斯为盛学术成长小组承办
主编：陈潭
本期编辑：倪明胜
编委会成员：陈文胜、陈宇波、李斌、刘祖华、陆云球、罗新云、梅光林、倪明胜、潘泽泉、王怀玉、吴舟、武玲婷、张靖、张涛、张晓亮、张和生、曾世逸
目录
学术前沿
马骏 周超 於莉 尼斯坎南模型:理论争论与经验研究
研究方法
佚 名 走向本土化研究的公共管理：有限性、逻辑与基本关系
蔡立辉 论公共管理的特征与方法
理论探讨
唐兴霖、马骏 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困难：制度角度的分析
薛澜 关于知识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学术练兵
倪明胜 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墨菲政治哲学自由观探析
MPA园地
朱立言 MPA课程设置与公务员能力建设
朱立言 MPA教育与公共行政领导者的成长
思想随笔
陈 潭 走向共享式改革
特别鸣谢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麓谷MT生物技术公司
《中国乡村发现》
《三湘都市报》评论版
《斯为盛学报》试刊号
（作者置顶）
斯为盛学报
试刊·2006年12月创刊号
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主办
斯为盛学术成长小组承办
目录
学术前沿
陈振明 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研究方法
贺雪峰 经验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学术练兵
刘祖华 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
学术随笔
陈 潭 知识供给与学术职责
高一飞 “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学术垄断者的傲慢
说明：
电子学报永久下载地址：
斯为盛学社“学报资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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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单位：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
云南真善美文化传播公司
麓谷MT生物公司
大家思想网
《中国乡村发现》
《三湘都市报》评论版
《湘声报》评论版
《当代商报》
《湖南经济报》人物版
陈潭、罗新云：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及其政策均衡供给（2）
2．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城乡差异
教师是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我国教师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大背景下，城乡教师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农村教师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年轻人到农村从教的意愿明显下降。可以这样说，中国教育问题的焦点在农村，农村教育问题的焦点在教师。根据我们对湘南B区的调查，义务教育教师水平的城乡差异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1）农村教师学历明显偏低
从全国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教师学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2002年小学、初中教师学历达标率（小学教师达到中专毕业，初中教师达到大专毕业）已经分别达到97%和90%，小学教师高于达标学历的达到33%，初中教师高于达标学历的达到20%。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且表现为层次越高差距越大的趋势。
表3 2005年湘南B区城乡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学历状况
| 城镇 | 农村 | 农村与城镇的差距 | |
小 学 |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 98 | 84 | 14 |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 80.5 | 60.3 | 20.2 | |
初 中 |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 100 | 82 | 18 |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 93 | 84 | 9 | |
数字来源：根据调查和湘南B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统计报表整理
从湘南B区的情况来看，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水平达到合格率的，城镇为98%，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农村仅达到84%，与国家平均水平相差6个百分点，与湘南B区城镇水平相差14个百分点（见表3）。而在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农村教师所提高的学历基本上都是通过函授以及各类水平参差不齐的自学考试获取的，这不可避免教师在获得学历过程中的避难就易和水分现象。因此，在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学历水平低于城市水平的同时，还存在着教师素质的更为深刻的差距，农村义务教育所紧缺的数学、科学、英语、艺术等提高学生素质的专业教师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见表4），多数农村中小学的这类课程都是由非专业教师兼授，其教学水平自不待言。如果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城乡教师水平的差距可能远甚于表中数字所揭示的程度。
表4 湘南B区2004年农村中小学学科教师欠编情况（单位：人）
| 外语 | 计算机 | 音乐 | 美术 | |
| 应配人数 | 53 | 24 | 64 | 51 |
小学 | 实有人数 | 24 | 20 | 49 | 44 |
| 所需人数 | 29 | 4 | 15 | 7 |
| 应配人数 | 91 | 22 | 20 | 20 |
初中 | 实有人数 | 81 | 14 | 18 | 19 |
| 所需人数 | 10 | 8 | 2 | 1 |
数据来源：根据湘南B区教育局人事部门提供的资料整理。
（2）农村教师年龄结构明显偏老
由于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和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接受义务教育人口的客观减少，使农村教师队伍尤其是小学教师从总量上长期处于饱和状态，进而使年轻的、新的教师力量难以充实到农村中去，无法实现农村教师队伍的新陈代谢，农村教师队伍老化现象非常严重。“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农村教师年龄结构的真实写照。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新课程的全面实施，向教师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大批年龄老化的教师必然直接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与其相反的是，城市中小学的大规模扩张，并凭借其良好的办学条件、较高的福利待遇不断吸收包括农村优秀骨干教师在内的新生力量，教师队伍向年轻化和高学历化方向发展，从而在年龄结构上又一次把农村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数据来源：湘南B区教育局2005年基础教育统计报表。
2005年，湘南B区城市教师中，35岁以下的占43%，而农村仅有30%，51岁以上年龄的教师中，城区仅152位，占城区教师的11%，农村有476位，占农村教师的36%（见图3）。农村中小学教师与城区教师年龄结构的差异，反映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和城区教师来源的差异。城区中小学以35岁以下的教师为主，这些教师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师范毕业生，他们掌握了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教育教学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说，他们完全有别于“文革”刚刚结束后的那批民办教师。而现在仍站在农村小学讲台上的教师大多是由过去的民办教师转正过来的。他们的文化知识基础本来就薄弱，再加上年龄偏大，根本不可能再学习现代教育技术，不可能再学习并实践现代教育理念了，因此，他们已经很难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
（3）民转公、“工代教”教师主要在农村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有部分教学人员没有列入正式教师编制，他们不能享受正常的教师待遇，被称为代课教师。从代课教师的分布来看，农村远多于城市。特别是城乡小学在代课教师问题上的矛盾更为突出。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城市的代课教师问题已基本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依然严重。湘南B区义务教育经过几年的大力发展，到2005年已经基本没有代课教师，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目前在岗在编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过去的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和“以工代教”的教师转变过来的，这一批教师仍大部分分布在农村中小学（见表5），由于他们没有进行过系统专业的教育训练，必然要影响到农村教育的教学质量。
表5 2005年湘南B区普通中小学代课教师城乡分布情况
| 城市学校专任教师 | 来自代课（民办）教师 | 代课（民办）教师占百分比 | 农村专任教师 | 来自代课（民办）教师 | 代课、民办教师占百分比 | 农村代课（民办）教师占教师的百分比 |
中学 | 786 | 30 | 4% | 856 | 288 | 34% | 17% |
小学 | 612 | 110 | 19% | 523 | 332 | 63% | 29% |
数据来源：根据湘南B区教育局人事部门提供的数据整理。
（4）农村教师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由于农村经济困难，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教师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明显低于城市（见图4），有能力的教师往往不愿到农村去，已经在农村工作的教师也想方设法调离农村。这样导致了农村教师有效需求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合格教师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是合格的高校毕业生下不到农村学校，出现农村教师人才的“肠梗阻”问题。造成这种困境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中小学的适龄学生正在减少；另一方面，国家确定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编制比城市偏紧，许多农村中小学处于超偏状态。因此，即使农村中小学有些老教师退出岗位，一些地方的人事部门也不允许补充年轻教师。可以预见，如果这种状况不尽快改变，农村中小学教师与城市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差距将越拉越大。
3．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校际差距
湘南B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同一地域学校之间的差别。这种校际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重新恢复了重点学校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快出人才的办学效益，但这与义务教育的“普惠性”本质是相违背的。其实这是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义务教育应当关注的是公平，而不是效率。而现阶段在义务教育领域的重点学校制度却关注的是效率，忽略了公平，我们事实上选择了走培养“尖子”的精英教育之路。从高中到初中、从中学到小学甚至幼儿园层层设置重点学校甚至重点班组，加剧了中小学教育的失衡与竞争，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严重损害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教育公共资源的差距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差距表现在经费、师资、设备、校舍等方面（见表6）。在经费方面，首先是经常性投入的差距，重点学校的生均经费普遍比非重点学校高出15－20%；重点学校的教职员工通常占日常经费的60%左右，而非重点学校要占到80%（见图5）。而专项经费的配置上，基本为重点学校所有，非重点学校很少有机会得到。在师资方面，无论是师资的学历构成、师生比、晋升高级职称的比例，还是获得进修深造的机会、取得特级教师的荣誉等方面，重点学校在条件和机会上要优越得多。隐性差距主要表现在凭借“名牌效应”，在生源质量、社资源和社会评价上获得更大优势，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先地位。
表6 湘南B区重点小学与非重点小学教学硬件设施比较
学校名称 | 学 生 人 数 | 计 算 机 | 彩 色 电 视 机 | 影 碟 机 | 扩 音 器 | 录 音 机 | 投 影 器 | 银 幕 | 投 影 片 | 录 音 教 材 | 光 盘 | 软 件 教 材 | 缺少金额 | |
总金额 (万元) | 人平 金额 (元) | |||||||||||||
三完小 | 4520 | 210 | 2 | 5 | 2 | 58 | 54 | 54 | 608 | 1038 | 1006 | 203 | 255 | 560 |
二完小 | 461 | 0 | 2 | 1 | 1 | 8 | 15 | 15 | 15 | 29 | 55 | 20 | 77 | 1670 |
注：三完小为城市重点小学，二完小为城市一般小学。
资料来源：根湘南B区教育局2005年基础教育统计报表整理
陈潭 罗新云：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及其政策均衡供给（1）
康新贵：剥削与利益分配——对剥削的界定、分析、制约
张世英：“本质”是一个与人类历史文化俱进的发展过程
我们一般讲哲学原理, 总爱说, 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握事物的本质, 亦即认识事物的普遍性( 共相) 。本质等于共相, 似乎已成为哲学上的一个定论。其实, 这不过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的“理念”论, 正如罗素所说, 是“强调共相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理论”[1]。在柏拉图看来, 事物的本性、特征、真实性就在于共相, 而殊相( 个别的东西) 不是最真实的。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统治了几千年, 西方哲学史的主导思想认为, 本质就是共相。柏拉图说:“哲学的兴趣和工作就是认识种属。”黑格尔说:“种属就是共相, 即理念”[2]。然而, 事物的本质仅仅在于共相吗?
中文一般译作“ 本质” 的这个词( 英文:essence,德文:Wesen) 最早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用的希腊语to ti en einai , 有事物在本源上之所是的意思, 亚氏常把它与ousia 通用, 吴寿彭译作“怎是”[3]。亚氏在《形而上学》Z 卷第4- 6 章中集中讨论了“本质”的问题。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之“种属”。例如说“人是两脚的动物”, 其中,“动物”是“种”,“两脚的”是它的“属”,“人是两脚的动物”就说出了人的本质。仅仅从“种”和“属”都是共相而言( 且不管“种”和“属”的普遍性范围之大小) , 所谓“本质”显然就是指的共相。但“种的属”又可以一级一级地向下划分,越是划到下一级的“属”, 也就越是接近个体的东西了, 这样, 所谓“本质”就不是指共相, 而是指个体的东西了, 亚氏称之为“这个”。这里,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质”( 他又称之为“形式”) 究竟是共相还是殊相? 究竟是普遍的东西还是个别的东西, 他似乎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案。但他对于“本质”的含义又另有明确的表述:“本质”乃是使一事物“ 是”该事物的东西, 是“ 界定”一事物的东西, 是使一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东西[4]。从亚氏的这一表述中可见, 一事物的“本质”不是共相所能恰恰地界定的, 换言之, 共相不能指明一事物之“恰恰地是这个事物”(“本质”) ,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实际上否定了本质等于共相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关于“本质”的表述和阐释是很深刻的。例如曲阜的孔庙, 如果仅仅用共相—“庙”来指明它的“本质”, 从而断言“孔庙是庙”,那显然没有说到事情的点子上来, 没有说明使孔庙之“恰恰地是这个事物”而非一般的事物的“本质”。但共相是事物之“本质”的一个方面, 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例如当我们认识到此花、彼花或此树、彼树都是植物时,“植物”这一共相就表明了各种花木的本质。这种以共相为事物之本质的观点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 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柏拉图关于哲学的兴趣与工作在于认识共相—理念的观点, 为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然则, 本质之为共相与本质之为殊相( 使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东西) 两者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质”是如何由共相发展成为“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殊相的呢? 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却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
《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一句纲领性的名言:“ 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 Die Substanz istwesentlich Subjekt ) [5]。所谓“实体”, 也就是作为认识者的“自我”的“对象”[6]。在黑格尔看来, 这对象或事物在主体的意识中被认识、被显现的过程,同时即是该对象、该事物之“本质”( Wesen) 自我认识、自我显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由缺乏本质到愈来愈进入本质深处的过程, 黑格尔把最终的、最深处的本质叫做“绝对本质”( das absoluteWesen) [7]。《精神现象学》就是一部描述本质由浅入深的漫长显现过程的长篇巨著, 当其达到“绝对本质”的阶段时,《精神现象学》也就此结束。
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不能与主体丝毫分离, 外在于主体的事物是无意义、无本质的, 事物本质的深层显现与主体认识之深入紧密相联, 同步而行, 事物(“实体”) 越缺乏主体性, 就越缺乏本质, 反之, 事物(“实体”) 越增强主体性, 就越深入本质, 及至事物(“实体”) 完全表明自己即是主体, 对象完全属于自我, 那就达到了精神现象学的终点“绝对本质”。所以, 说“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 这句话实际上是讲的本质之自我实现和自我显现的过程, 此过程同时也是事物(“实体”) 之愈益成为( 以至最后完全成为) 主体的过程。
黑格尔特别强调这一过程的漫长性和曲折性。他把这一过程分为很多阶段,《精神现象学》一书的目录大体上代表这些阶段。在最初的阶段里, 事物(“实体”) 最少主体性, 纯粹地只是“这一个”而已, 至于“ 这一个是什么”, 认识者毫无所知, 也就是说, 事物的本质尚未显现。如果一定要问它这时本质上是什么, 那也就只能说它是“什么也不是”。这就是黑格尔所谓“感性确定性”的阶段。随着事物在意识中活动的前进性发展。它由“感性确定性”而“知觉”, 由“知觉”而“知性”,事物的本质便由什么也不是, 显现为某些具体的性质, 例如说它是盐, 是白的、咸的、立方形的等等, 更进而显现为普遍的东西, 显现为普遍规律,例如说这花是植物, 这盐是矿物, 花或盐服从某种普遍的自然规律等等。这就是一般称之为“本质”或“超感性的本质”的东西。我国哲学界在上世纪80 年代以前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般都认为, 事物的本质到此就至矣尽矣, 认识的任务也到此终结, 下一步就是按照自然的本质、规律改造世界了。
但是黑格尔认为, 仅仅认识到这样的普遍性, 还远未能达到事物的深层本质。他的精神现象学由“意识”所属的“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诸阶段, 更进而发展到“自我意识”、以至“理性”、“精神”、“宗教”、“绝对知识”诸阶段, 只是到了“绝对知识”这个最后阶段,“实体”才完全表明自己是“主体”, 事物才达到和显现自己的最深层的本质———“绝对本质”。黑格尔在“知性”阶段所达到的“共相”(“普遍性”) 、“普遍规律”意义下的“本质”之后, 花了《精神现角学》一书十分之九的篇幅, 都是讲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活动( 包括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等) 。在黑格尔看来, 单纯的“意识”活动(“知性是其最高阶段) 以为对象外在于自我, 按照这种态度所认识到的“本质”, 远非事物、对象之深层本质。他认为“本质”的深层显现,必须通过一种以对象属于自我的态度( 这也就现象学的态度) 所进行的活动才能达到, 而这就是他在“ 自我意识”以至“ 理性”、“ 精神”、“ 宗教”、“绝对知识”诸阶段所讲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活动。显然, 黑格尔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活动纳入了事物之“本质”的显现过程之中。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通过“ 自我意识”以至“ 理性”、“精神”、“宗教”之后所达到的“绝对知识”阶段的“ 本质”称之为“ 绝对本质”的缘故:“ 绝对本质”者, 最高、最深的本质之谓也。显然,“绝对知识”阶段的“绝对本质”与“知性”阶段的超感性的共相意义下的“本质”相比,后者太抽象、太表面, 而前者才具体而又深切。这里的关键在于后者以对象、事物外在于自我———主体, 前者则进而以对象、事物属于自我———主体。就因为如此, 后者所达到的本质———抽象普遍的东西、共相, 便显得太一般而不切中独特的个体,或者用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说, 不能指明事物之“恰恰地是这个事物”。也正因为如此, 黑格尔认为“意识”阶所属诸小阶段(“感性确定性”或“意谓”、“知觉”、“知性”) 的“本质”就算不上真
正的本质:“意谓中的存在, 知觉中的个别性和与之对立的普遍性, 以及知性中空洞的内在的东西( das leere Innere,按指共相、抽象本质、规律———引者) 都不再是本质, 而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一些环节。⋯⋯它们相对于意识本身而言, 同时乃是⋯⋯ 纯粹消失着的本质( rein verschwindendeWesen) [8]。这就是说,“意谓”、“知觉”、“知性”诸阶段中的“本质”不是真正的本质(“不再是本质”) ,而不过是“ 本质”自身显示过程中“ 消失着的环节”。如果用我前面举的例子来说明黑格尔这段话的意想, 那就是: 说“孔庙是一座建筑群”, 或者说“孔庙是庙”, 这都算不得是指明了孔庙的“本质”,“建筑群”、“庙”都不过是孔庙之“绝对本质”自我显现过程中“消失着的环节”, 亦即过渡性的本质。只有当我们说“孔庙是中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晶( 姑且这么说) 时, 也许就算达到或接近孔庙的”绝对本质“了。这句断语表达着孔庙在体现和沉积了中华几千年传统历史文化之后所达到的本质, 它具体而深切地指明了孔庙的“恰恰地是这个事物”, 而远非“建筑群”或“庙”所表述的那种抽象的、表面的、浮泛的本质。说“孔庙是中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晶”, 这种对孔庙“绝对本质”的揭示, 也许需要写一部中国式的《精神现象学》才能达到。
黑格尔的“绝对本质”, 诚然有超时间的抽象的一面, 我们( 包括我个人在内) 过去都爱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方面。但细察之,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又特别强调“绝对本质”、“纯粹概念”必须在时间中、在具体的历史( 包括人类的认识史) 中体现自身, 并且, 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花在这方面的描述。如果我们割掉其“尾巴”( 这是他的这一个巨著的一个“败笔”) , 我们仍然可以说, 他的“绝对本质”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是包括共相而又超越共相所达到的最高、最具体的个体性, 而不是抽象的普遍。
黑格尔的“绝对本质”之所以能切中个体性,能指明事物之“恰恰地是这个事物”, 关健在于他的现象学思想:“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事物、对象不能离开主体———自我而有所谓独立的、外在的、客观的意义, 故事物、现象的本质、意义有赖于主体、自我。换言之, 事物的“绝对本质”, 或者说, 使一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本质, 离不开自我意识着的主体及其所创造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文化, 而不能停留于“知性”阶段的抽象普遍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本质”问题的历史贡献在于: 它否定了柏拉图主义把本质简单等同于共相的传统观点, 深刻地回答了亚里士多德遗留下的关于本质如何使一事物成为“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问题; 它启发了我们,“本质”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而是一个发展过程, 是一个超越普遍性以达到丰富的、具体的个体性的过程, 是一个与人类历史文化俱进的发展过程。
从自然之物到人文之物, 其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首先, 所谓离开人而独立自在的“物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其次, 在现实的历史中, 完全没有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之物已越来越少, 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物都有人的因素。每一个人, 甚至生活世界中的每一物, 都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价值的承载者和开发者。
黑格尔《精神现 象学》中的“绝对”或“绝对主体”, 就是一个承载着漫长的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主体。只要我们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的形而上学性及其人为的体系, 就可窥见《精神现象学》中所潜藏的内蕴: 每个个人甚至每个物也都是漫长的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主体承载者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告诉我们, 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本质”, 除具有自然的意义外,更具有人文的意义, 它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而不断深入、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精神现象学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人生意义问题、文化价值问题、自然科学回归人文的问题等等都有重大的意义, 值得我们重温, 并做出新的诠释。[附注: 关于人的本质重在个体性, 而自然物的本质多具普遍性的分析, 当另文论述。（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第169 页。
[2] [5] [6] [7] [8]Hegel Werke, Suhrkamp Taschenbuch VerlagFrankfurt am Main,1970, 19S.59, 3S.28, ibidS.495, 3S.138.
[3][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 第6 页注③; Z 卷1030a6- 7; 1031 a2; 1030 a3- 5。
（作者介绍：张世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俞可平：公正与善政
陈尚伟：社会发展视域中的矛盾与和谐
张成福：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
公共行政,正如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所言的那样,是我们人类已经发现的实现人类需要的最有效的工具。[1 ] 的确,在任何一个时代,设计和管理复杂的社会都是一项关键的社会技术和艺术。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变革之中,在过去的20 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向和谐社会的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形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政治发展更加趋向民主化和法治化。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公共行政,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行政实践,都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建立和发展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公共行政。
我认为,中国公共行政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丧失。因此,从行政理论发展的角度,有必要摆脱传统的技术理性的行政典范,建立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对行政理论和行政实务的反思,探讨重建公共行政理论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在任何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本身便是有价值的。我希望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引发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者与行政实务工作者之间、理论研究者相互之间和实务工作者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一、公共性的丧失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公共行政,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公共行政的实务,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公共性”的丧失。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逐步确立,功利主义的思考和行动逐渐占据了优势的地位。功利主义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对个人欢乐的诉求,对经济成本和利益的斤斤计较,取代了为公共利益而思考及其行为。社会似乎成为人们角逐个体利益的战场,“公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主张个体权利的革命,但不关注个体决定和行动的后果,从而丧失了公共的责任感。人们似乎不愿意组织起来,参与到集体的行动中以维护共同的利益。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公共行政领域。在现实中,许多不良行政(bad administration) ,如对经济效率的崇拜,对个人、部门、地方以及短期利益的追逐,无视公民和社会的合法期待,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贪污、腐化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公开掠夺等等,皆与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就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而言,作为一门移植的学科,我们在建构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过程中,不加反思与批判地套用和沿用了西方主流的行政理论典范,即传统的行政理性典范。这一典范的基本命题和假设是: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对行政中立的强调;将效率和生产力视为最终的目的;主张集权和控制;强调理性决策和规划;重视专家在政策分析中的角色;强调垂直性的权威关系和协调;主张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强调信息的积累和控制。① 奥斯特罗姆曾将此理论典范称之为威尔逊典范,并概括为: (1) 政府体系必须存在一个单独的权力主导中心,一个社会的政府必须受那个权力中心的控制; (2) 权力越分散,就越不负责任; (3)宪政界定并决定权力中心的构成,并建制定法律与控制行政的政治结构; (4) 政治为行政定工作,行政在政治之外; (5) 就行政功能而言,所有现代政府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6) 经过专业训练的公务员,在完美的等级秩序下,赋予“良好行政”以必要的条件; (7) 层级组织的完善可以
使效率最大化; (8) 良好的行政是人类文明现代化与促进人类福祉的必要条件。② 总之,在他们看来,公共行政是关于如何建立和操作一个组织,以便有效工作的理论。
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看,传统主流行政学典范的方法论是逻辑实证理论,这种方法论最典型的特征在于:主张价值的中立,将应然和实然分离;主张预测控制,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知识,以便预测和控制社会与自然;主张经验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现象;主张寻求通则,发展超越时空的规律性知识体系;主张化约主义,认为复杂的现象可以简化为若干组成部分加以理解;机器隐喻,视整体为一架机器,可以拆分进行研究。这种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主张价值中立,主张公私不分,主张效率至上,重视技术理性的公共行政研究及其理论,混淆了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的不同,特别是忽视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质,无力反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和目的,使公共行政变成了一种“牧民之术”(ad2minist ration of people) 。
事实上,对于主流的行政学典范,即使在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早在20 世纪40 年代,行政学大师沃尔多在《行政国家》一书中认为,主张价值与事实区别的实证行政理论研究,会使公共行政化约为只重视行政效率与行政技术,而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本质。[ 2 ] 罗伯特·达尔在《公共行政科学》一文中,反对公私不分的行政科学,认为公共行政不仅是公共目的的执行,更是公共目的的创造。[3 ]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弗里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对传统典范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传统行政理论限制了行政的视野和活力,导致公共行政成为盲动的理论。主张公共行政要更加关注公共利益,致力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③ 80年代,魏姆斯利及其同仁在《公共行政与治理过程:转变美国的政治对话》(史称《黑堡宣言》) 中批判师法企业的风潮,认为公共行政不同于企业管理,重申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主张公共行政应在民主社会的治理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如执行和捍卫宪法的角色,人民受托者角色,贤明少数人的角色,平衡论的角色以及分析与教育者的角色。①90 年代,邓哈特极力反对企业家政府主张,主张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公共服务理论。②
反观我国的行政学研究,其主流的研究领域始终没有摆脱西方理性的行政理论典范。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对西方主流典范缺乏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根本目的都缺乏系统的思考和反思,以至于公共行政成为“实务性的盲动”和缺乏目的及意义的行动。这样,公共行政的理论不仅无力解释行政现实,也无力指导行政行动和解决行政问题,从而出现合法性危机。
要解决公共行政在理论上和实务上的合法性危机,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发展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公共行政,也可作为反思和批判公共行政的基础,同时为行政实践提供有价值的指引。
二、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
诚如学者所言:“行政是政府的核心,但公共才是国家的重心”。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乃至实践而言,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才是构建其合法性的基石。对于如何构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问题,不少西方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弗里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提出构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一般理论。他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应满足四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必须建立在宪法之上;二是建立在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的基础之上;三是建立在对集体的和非集体的公众的回应之上;四是建立在乐善好施与爱心的基础之上。[4 ] ( P39 - 40) 行政学家罗森布鲁姆主张从宪政体制、公共利益、市场、国家主权四个方面考虑建立公共行政的公共性。[5 ] ( P6 - 15) 诸如此类的分析,为我们思考和建立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建立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必须思考和回答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 公共行政与公民和公民精神
迪马克曾说过:“行政艺术的起点和中心在于其为之服务的公民。”[6 ] 在他看来,这一事实即使是在对民意十分在意的民主政府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确,现代政府治理所面临的危机,从根本上讲, 是因为它远离了一个伟大的遗产———将人民放在事物的中心,而是将政府自身放在事物的中心,公共官员忘记了“人民不应为制度工作,制度应该为人民工作”,宪法中人民主权的原则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因此,公共行政的重建,最重要的是理解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上,有三点是十分重要的: (1) 保障和提升公民的权利,是公共部门存在的唯一合法的依据,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政府职能,只有具体的政府职能。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在实质意义上反映着政府的能力和施政水平。(2) 公共行政需要“知情的公民”、“沟通协商的公民”以及“参与的公民”来协助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鼓励公民积极地实现公民自治权利和自我管理。(3) 公共行政有义务促进积极的公民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公共行政需要的不仅仅是人性化的管理施政,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教育与启蒙,强化与激励公民精神和美德。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比公民有着更为崇高的道德,而是意味着政府有责任促进社会的美德。
2. 公共行政与公共利益
民主国家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公共利益,这是政府施政的基本原则。尽管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政治的迷思”( political myth) ,其目的是将特定团体的利益合理化,使之披上道德的外衣,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公共利益,而是说明了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事实上,国家和政府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某种共同利益的存在。
梅叶曾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角度来阐述什么是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公共利益的本质是指政府以超越私人利益范围的行动所追求的利益,包括整体的利益(如法律与秩序) 、社群的利益(属于个人利益,但为社群的成员所需要,如健康、卫生、教育等) 以及个别利益经由政治过程而转变为公共利益(如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照顾,政府对企业家的减税政策等) 。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利益就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公共利益是由利益所产生的影响是集体性质还是个别性质来决定的。[7 ]公共利益的确是一个不易精确界定的概念,但这并不否认公共利益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顾塞尔认为,公共利益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着凝聚功能、合法化功能、授权功能和代表功能。[8 ] 就凝聚功能而言,公共利益提供了团结的象征,可以融合歧见,形成同盟;就合法化功能而言,公共利益向公民确保公共政策所达成的利益平衡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值得支持的,从而使公共利益的诉求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就授权功能而言,可以使行政机关得到较多的自由,从而更有弹性地处理问题,减少引冲突的可能;就代表功能而言,公共利益提醒公共管理者不可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
公共利益对于公共行政的价值或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政治符号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行政实践的意义。所谓实践意义,指的是一种批判意识性行动和目标追求。公共利益的观念要促使行政的行动者对其采取的行动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批判性评估。这种批判性评估应考虑以下问题:(1) 公共行政是否尊重了人的尊严? (2) 公共行政是否保护了公民的权利? 当个别的公民权利与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行政是否做出了恰当的平衡? (3) 公共行政是否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4) 公共行政是否体现了弱势群体利益优先的原则? (5) 公共行政是否超越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6) 公共行政是否超越了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 (7) 公共行政是否超越了短期利益的考量,追求长期利益? (8) 公共行政是否尊重了科学与理性? (9) 公共行政的过程是否开放? 是否尊重了民意? (10) 公共行政的过程是否遵循了民主和法律的程序?在这里,我无意于建立一套评判公共利益的标准。重要的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公共利益,以及我们怎样做出选择和行动,从而更好地体现公共利益的取向。
3. 公共行政与公共行动
公共行动(collective action) ,而非自我的行为和选择,或者单个组织的选择和行为,构成了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和现实。传统的公共行政将研究的起点和重心放在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及其运作方面,POSDCORB(即Planning、Organizing、Staffing、Directing、Coordinating 、Reporting、Budgeting) 就是这种取向的早期经典描绘,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和核心便成为单个组织的经济、效率和效能。到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皆根植于这一传统。应该讲,这样的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行政现象的途径,但是,它提供的是一个“割裂”的碎片化的理解行政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无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真实的行政世界。
传统的行政理论,就其世界观而言,是建立在牛顿时代的世界观和科学观基础之上的。这种世界观和科学观的要义在于,认为外在世界存在于人类心智之外;世界可以部分地分析而无须破坏它的基本结构,将事物、事件化约是无害的;时空是绝对的;自然是有规则的,而规则是可以预测的。事实上,这种世界观已被近代物理学革命发展起来的理论所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证明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量子力学中关于主客交融的互动性直接挑战了价值中立,而混沌理论中关于非线性下的复杂,则粉碎了“化约主义”的梦想。在这里,现代物理学典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公共行政的世界观。现代物理学研究表明,宇宙在本质上具有相互关联性,正如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讲的那样:“基本粒子不是独立存在的。不同分解的实体,它本质上是一组外延而涉及其他事物的关系,从而世界呈现为事件的复杂交织,在其中,不同种类的关系相互交错、重叠或结合,由此决定着整体的结构。”[9]
一个社会的集体行动这一性质,表明公共行政是一个由多元行动者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至少是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个大部分构成的。正如弗里德里克森所言:“公共行政前辈们明智地选择‘公共行政’而非‘政府行政’一词来表明这一领域的性质。公共行政包括国家的活动,的确也根植于国家。但是其范围更广,而且应该更广,还包括集体的公共行为的行政或执行层面的多种形式与表现。”[4 ] ( P196) 将公共行政视为一个行动网络,并不是否认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使国家和政府“空洞化”或者实现某种没有政府的治理,而是要恰当地认知和界定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角色和责任。民主社会的有效经营和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建立在三大部门协力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即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活力的私人部门或企业和自治的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在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社会利益更加分化的今天,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显得更加重要。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公共行政的理论还是公共行政的实践,都必须思考和回答: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以保证社会的公民以及团体能够有效表达他们的利益,行使他们的权利,履行他们的责任,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中国的公共行政要思考和研究以下问题:(1) 如何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来确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政府的管理期待?(2) 如何理解不同政府机构(立法、司法和行政) 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并且在强化各自角色和功能的基础上,促使三者之间有效合作? (3) 私人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是什么? 如何有效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如何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去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 (4) 如何有效地处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特别是要摆脱“指挥—服从”的思维,促进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5) 如何摆脱零和思维(zero sum) ,有效地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的现代中央—地方关系,实现权力、利益的“均衡”? (6) 如何处理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之更适应快速变化的行政环境?(7) 如何处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实现“区域的合作”,突破跨域的行政瓶颈,提升跨域行政的能力? (8)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实现有效的国际合作以达成国际和国内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 在我看来,上述问题既是中国公共行政实践面临的问题,也是公共行政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
4. 公共行政与社会设计
公共行政是公共的行动,而公共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共的问题,这样,如何设计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并加以有效的执行,便成为公共行政关注的焦点问题。的确,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公共政策影响着每个人和组织的生活。传统上,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领域,在如何设计公共政策问题上,占主流地位的都是理性设计理论。许多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大都强调以科学的政策分析的方法,针对一个或一组社会问题进政策方案的研究和模拟,这种科学方法期望透过理性分析技术,设计有效率与效果的方案。学者梅琼将这种政策设计称之为决策论。决策论的主要观点是:理性决策者可根据理性法则,界定问题,收集信息,排列目标的优先顺序,设计完整的政策方案,评估备选方案的后果。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目前公共政策教材的主要观点。这种理性的政策设计观不仅是武断的,而且是十分危险的。讲它是武断的,是因为这种观念并没有真正反映政策设计的现实,因为政策设计不仅是技术理性的过程,更是政治和社会的过程。
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这种政策设计观导致了政策研究的“专制”性格,即由精英控制政策的过程,主宰了一般民众的需求和期望,使得政策建议与民众的需求相行渐远,公共政策的设计很容易成为特殊利益的工具。公共政策学者帕森斯曾说:“公共政策是民意的功能表现,策需求决定政策供给,事实上,那些被政策制定者注意,并且加以测量与处置的民意,更证实了这种观点:政策议程是民意与公共权力互动的结果。”[ 10 ] 其言诚是。
事实上,许多公共政策研究者对于这种理性政策观进行了批判,积极倡导民主的政策设计和政策科学。例如:迪杰克主张整合“问题解决理性”与“民主政治”的方法是建立参与式的民主政治[11 ] ;德里昂主张参与性政策分析,使得公共政策能够在民主的价值与需求下运作[12 ] ;费舍尔主张以顾客为中心的方法论,促进社会学习,同时建立实践者与顾客之间的民主关系,使得他们能够在集体协商过程中共同解决问题。显然,建立一种超越理性设计观点的政策设计观,乃是公共行政面临的又一个核心问题。在这里,社会设计的观念,或许更能有效地解决理论和实务的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变革的过程就是社会设计的过程。所谓社会设计( social design) ,指政策方案的形成过程是透过不同利害关系人的社会互动达成的,这里,利害关系人是指与特殊政策议题或问题相关的政治家、行政官员、社会群体以及公民。不同于传统理性设计观,社会设计观正如全钟燮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假定设计的参与者共同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实现它们的手段。政策的目标和目的是透过人际的互动、对话以及相互的学习而社会地建构的。政治的共识不是终极的任务,社会设计的焦点在于理解不同的观念、经验、技术和社会的知识,以及通过分权化发展共同的责任。专业人员的知识是有价值的,但专家的投入也要受到质疑和审查。社会设计特别强调社会设计过程中的公民参与。”[13]
简言之,社会设计强调政策设计和规划的开放性;承认差异的重要性,无论这种差异是表现为价值偏好还是利益;强调沟通行动的重要性;强调政策质疑和政策辩论的正当性。这里,对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在于:设计一套社会互动的制度安排,使得不同利害关系人能够表达自己的偏好,并通过制度性的对话和协商,发展出具有创建性和公信力的政策方案。在这方面,公共行政必须回答以下问题: (1) 公共行政的过程怎样才能更加开放和透明,使不同利害关系人更加了解问题的真相? (2) 公共行政如何能体现出更大的代表性,从而使不同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都能得到反映? (3) 公共行政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沟通机制,从而使不同的观点、利益得到表达和传递? (4) 公共行政如何建立一套决策参与机制,使不同的人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设计过程中去? (5) 公共行政如何解决公民参与和专业知识之间的冲突,既能尊重民意,又不至于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
5. 公共行政与公共责任
在公共生活领域,责任与义务,而不是权力和权利,使得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显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责任的意识和行动,使得公共服务职业显得更为崇高。在现实行政生活中,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不仅导致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体权益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普通公民对于公共部门的信任危机,因此,公共责任一直被视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
就一般意义而言,公共责任意味着公共领域的个体和组织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确保其活动和结果能够满足既定的目标和标准。公共责任的概念运用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央、省、地方) 、公共企业以及其他在微观层次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机构和个人。公共责任的目标在于确保公共政策和公共行动与服务的一致性,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率和有效果的使用。就消极意义而言,公共责任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违反公共利益、腐败以及其他不法和不道德的行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和行政发展已经确立了公共责任的以下类型: (1) 民主的责任,公共部门及其官员要向政治领导(民选的或其他的) 负责,如部长向议会负责,同时公务人员要向部门负责。(2) 职业的责任,公共服务的扩展要求技术专家(如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门人才) 要受职业规范的指引,为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此,责任的标准深受职业规范的影响。(3)法律的责任,公共部门以及工作人员要为其行为及其后果承担法律的责任。
在当今社会,社会的变化和公共行政的复杂性使得公共责任的维护变得更加困难。罗森布鲁姆曾分析和研究了落实和完善公共责任的九大困境,包括:专业知识、技术和信息的增长;公职人员专职地位的优越性;人事制度的保护;反制的法则;协调的困难;政治领导力的缺乏;机关结构和功能的分裂;公共行政规模与范围的庞大;第三部门的介入管理。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会出现责任链条的断裂。[5] (P564 - 567)
的确,在任何治理体系中,都会出现授权,而授权关系必然引出代理人问题,该问题最严重的结果就是代理人反客为主,使权力成为谋取自我利益,甚至侵害人民权利的工具。从西方发展的经验来看,处理这种问题最重要的安排就是以国会为中心的制衡机制,国会代替人民监督官僚体系,也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任何民主国家不可缺少的元素,也是民主行政的制度基础。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民主政治不甚发达,权力制衡机制的缺乏,监督制度的乏力,公共行政道德的衰退使得公共责任的建立更显艰巨。
因此,中国公共行政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讨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机制,以确保公共行动和公共服务的责任的实现。为此,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必须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 (1) 公共行政的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公共行政要为什么负责? (3) 公共行政要为谁负责? (4) 在公共行政体系内部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机制? (5) 如何透过立法的途径强化责任机制? (6) 如何透过司法的途径(司法审查) 来强化公共责任? (7) 如何通过公民参与的途径来强化公共责任? (8) 如何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促进公职人员道德的觉醒和伦理的自觉性,从而使公共责任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对以上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公共行政,我们为什么需要公共行政, 以及公共行政如何运作,什么是好的公共行政等公共行政的基本问题。诚如邓哈特所言,一个好的管理者与卓越的管理者的区别不在于其专门技术,而在于对自我及其环境的见识,此一见识只能透过深思熟虑的反思,经由理论,才能推导出来。[14 ] 无论是公共行政实践者,还是科学研究者,都需要公共行政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实务之间本不存在隔阂,尽管理论本身可能永远与“实体”有相当的距离;尽管理论只有“局部的真理性”,但这丝毫不影响理论的重要性。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行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引导行政实践,使行政实践因理性的增加而得以改善。公共行政理论既要对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更要对现状进行批判,同时要有前瞻性,面向未来,寻找可能的理想的途径,使公共行政更为优良,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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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里德里克森. 公共行政的精神[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罗森布鲁姆.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法律的途径[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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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ong S. J un. Philosophy of Administration[M] . Daeyoung Moonhwa International, 1994. 181.
[14]Robert B. Denhardt . 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 [M].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223.
（作者介绍：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